特雷弗的小说《三人行》这个故事，让我联想起2007年一对双胞胎姐妹的案子。
2001年，姐妹13岁时，妹妹因患脑膜炎，两次脑部手术失败后，成为严重的狂躁型器质性间歇性精神病。发病时，见人就打，甚至提刀砍人。很多邻居都被打过，姐姐和母亲的头部都曾被她砍伤砸伤。清醒过来时，她也非常痛苦悔恨，有过安乐死的心愿。家里为她治病卖掉了房子，欠下外债。姐姐也因妹妹而退学，患上抑郁症，自杀未遂。2007年的夏天，姐姐在精神病院，用枕头捂死了妹妹，之后报警自首。
案发后，人们唏嘘不已。父亲在街头张贴求情信，有五百多位街坊邻居为姐姐签名请愿。2008年，法院对姐姐判三缓五，当庭释放。
我对这个案子印象相当深刻，不只是案情本身，还因为判决之后，也有反对的声音，有两位媒体人士写文章质疑法院，认为判决太轻。
我还记得他们的主要观点是，这个判决忽视了妹妹的权利。
法院提出的理由是姐姐虽为故意杀人，但跟别的暴力犯罪不同，不会继续危害社会；她从13岁起就处于极度压抑中，患上轻度抑郁，故不能负完全的刑事责任；此案是家庭悲剧，不同于一般的家庭暴力，加上姐姐打110自首，量刑上都可以从轻从宽。
这个案子跟《三人行》差别很大，但有些相似的起点，妹妹成为家人的负累。只不过《三人行》里情况要轻微得多，妹妹只是不能行动，随时需要姐姐照顾。
对于这个案件，我更愿意从家庭悲剧的角度去理解。这对父母，已经为小女儿耗尽心血，如果重判大女儿，意味着他们同时会失去两个女儿。
对于正常人，惩罚从来不只来自法庭，也来自良心的拷问。
我关注过这个案子的后续报道，几年以后，姐姐仍会时时想起妹妹，很难摆脱心里的痛苦。因为这个案件曾引起很大的反响，她随后很怕被人认出来，换了好些工作。在工作中，比同龄人要勤奋吃苦，格外珍惜在公司获得的“优秀员工”的荣誉。
因为这篇小说，我又重新查阅当初的新闻报道，留意到一些细节。
比如，这个家庭在妹妹病重后，陷入绝境，想了很多办法自救。求助民政部门，求助媒体等等。但几无结果，最后一家晚报登出一个“豆腐块”，内容是妹妹发病时严重扰民。
2004年，这个家庭成为媒体“安乐死”话题的素材，但仍未得到过切实的帮助。妹妹在家里，为了减少对邻里的危害，家人只有用铁链锁住她。最后逼得不已，只好送进一家便宜的精神病医院。
最后一次，姐姐去医院看妹妹时，妹妹已经不会穿衣，身上粘着饭粒、血、脓和粪便。就在这一晚，姐姐给妹妹洗了澡，梳了头，给妹妹吃了药，让她安睡之后，捂死了妹妹。
这些细节，在好几年之后，重读，仍让人揪心。政府不能承担的责任，扔给了一个家庭，而对于一个家庭，这几乎就是灭顶之灾。这个家庭的磨难，真比小说还要曲折深重。
虚构的家庭惨案与非虚构的人性
西门媚 大家 2016-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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