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塘镇事件反映的不仅仅是宣传材料编撰者所谓的“认知偏误”，实际上，这是一次社会舆论论调经由官方管道的“曝光”。
有记者和网友调查，这种所谓“黑心企业”的说法，极有可能最早源自2017年天涯社区的一篇同名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除医生外，还有记者、教师这样的本应备受尊敬的职业赫然与“妈咪”（老鸨）、“线人”（指向监管部门打小报告举报群众以获得罚款分成的人）、“丐头”（乞丐头子，操纵乞丐乞讨的人）并列。
专业人士与依靠违法行为牟利的群体为伍，其受到污名化的程度，可见一斑。在民间，类似的说法和段子并不少见：教授被戏称“叫兽”，专家被调侃为“砖家”。这些现象都反映了民众对于本应具有权威地位的专业认识缺少起码的信任。
在诸多公共事件中，专家的意见缺位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常见的状态。而去职业化导致的专业精神缺位，又导致专业人士操守的失准。这导致并进一步加剧了民众对于专业人士的信任危机。
今天的中国社会里，专业人士在职业权力被制度性弱化甚至抹杀的情况下，都或多或少被污名化，概莫能外。而有趣的是，专业人士自己作为受害者的同时，又常常将别的职业视为假想敌，形成“互害”局面。
医生与记者两个本应备受尊敬的职业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一个有趣的例子。中国医师协会2017年发布的《医师执业白皮书》透露，在2011年该协会的一次调研中，有53.75%的医师认为医疗场所暴力与媒体的负面报道有关；2014年的调研结果中，这个数字更是达到了惊人的84.31%。
类似的还有2016年因“雷洋案”引发的所谓“警媒关系”紧张。在苏联时期出现过并在其解体后遗留下来的信任危机，也已经在中国显现出来。
在今天中国缺少信任的环境中，人们对于“互骗”和“互害”的讨论已经不是新鲜事。所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去职业化带来的必然是整个社会的信任危机。
以信任为研究对象的波兰著名社会学家彼得•什托普卡（Piotr Sztompka）总结说，信任的建立离不开四个要素：法律、道德、习俗等常态的和谐性，社会的稳定性，社会的透明程度，追责的可能性。毫无疑问，在公权力践踏职业精神的社会中，这些要素无一能够幸免。如何建立信任，值得人们深思。
医生“去职业化”带来的信任危机
邵鹏 为FT中文网撰稿 2019-4-30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82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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