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外卖随叫随到快捷便利，而我们并不享有获得健康食物的权利；商品房越建越多不停耸起，而我们却被赶到日益逼仄的封闭空间里负债一生。技术前所未有地发达，但教育与知识却越发被特权者控制。越来越多的东西被收编为“商品”，于是商品琳琅满目层出不穷，而我们却愈加深陷欲望的沟壑里。我们在这样的密封空间里掏空所有，换来的究竟是什么鬼生活？
生活俱乐部的实践给了我们希望。但是要实现如同生活俱乐部那样的社群网络，今天我们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情势：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生产已经彻底摧毁了食物本身，资本已经收编了”无添加“”生态“等概念，”生态“本身成了商品附加值，回归产品本质意味着更高的生活成本。
经济宽裕者大可选择订购生产配送一体的有机公司的商品，而穷人即使想要通过参与民间自发的共购吃上相对便宜的生态食品，却未必有空余时间参与社群，想要从消费者入手组建共购网络困难重重。
生活俱乐部依靠一群留在社区的家庭妇女发展起来，与其对照，若我们要在城市寻找类似的角色，想来想去好像只有帮儿女带小孩的中老年叔叔阿姨。无怪乎岩根邦雄呼吁，劳动者应该争取缩短工作时间。
让我们回到岩根邦雄建立共购组织的初衷，是在街头抗争和劳工运动失败之后，另辟蹊径，从日常生活出发找到可以推动社会变革的主体，即后来的一群家庭妇女。共购之外，这群妇女更参与地方议会，形成影响力甚广的政治力量，而背后正是生活俱乐部充当强大的后援。
不仅如此，岩根有更大的野心：他设想这个合作社可以撬动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走出一条不同于八九十年代失败了的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成为资本主义的又一个替代方案。欧洲的绿党也让他心生向往。
然而，在没有议会政治的中国，消费者的共购组织可以走向哪里呢？她能冲破小圈子自保，实现变革社会的目标吗？一方面，我们的消费者组织必须触动资本主导的生产流通消费系统的根，另一方面实践本身要建立人与人间的平等合作互助关系。
在生活俱乐部建立自己的生产流通体系的时候，很自然地，她们连接起的是组织起来的生产者，甚至直接参与建立生产者组织，而不是选择大的单个生产者，为什么呢？只有建立双方的平等关系，反对垄断，这个生产消费体系才能维护作为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大众的利益。
从消费者到生活者，日本妈妈们的社区改革之路
三脚 食通社KnowYourFood 2019-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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