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和香港的边界线，划出的是政治上的边境，而从地理上看，有许多土地本来就是连接在一起的。罗芳村是最好的例子，深圳罗芳村和香港罗芳村（又名绞寮村）原本是同一条村，英国接管香港后，划出边界线，将罗芳村一分为二，直到今天。1951年开始，原本开放的边境被陆续封锁上，到了1969年，两个村子终于被铁丝网隔开。但即便在政治运动最为高涨的年代，本地村民也依然能凭借过境耕作证，从罗芳耕作口出入，打理自家在边境外的菜地。
走私成了公开的秘密，过境耕作证被私下称为发财证。在最物资最匮乏的岁月里，拥有过境耕证的农民从香港带回食物和日用品。深圳经济发展后，走私依然在继续，只是调转了方向，从深圳走私到香港，再出口到国外，盗版CD、服装、猪肉、食品和柴油都包括在走私的物品列表内。
原住民的身份原本是明确的，只是一条村子的村民。但政治的角力和边界的出现，让这一身份走向模糊。但正是对模糊身份的利用，村民才可以在两个世界里来回沟通。走私从法律上看当然不可取，但从经济的角度看，这类“非正式经济”往往促进了一个经济体的繁荣。
按照官方的宣传语，深圳的早期发展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意味着有许多尝试都不在规划之中，而是在灰色地带自发进行的，法律和规管是随后才到来的。城中村的房屋是如此，非正式经济也是如此。靠着这些村民的身份优势进行的走私，可以说是深圳最早期的自由贸易，也为经济特区的繁荣播下第一粒种子。
逃港和走私是并行的，对很多不吃饱饭的人来说，只身去往香港谋生是比带食物回来更好的解决方案。而走私之所以能顺利，也是因为很多逃港过去的村民在另一头接应。香港罗芳村，几乎都是逃港过去的人建设起来的。
逃港者更进一步拉近了深圳村民和香港的距离，宗亲关系不仅仅是族谱上共同的姓氏，而且表现在复杂的宗亲网络上。比起走私，跨越边界的宗亲关系才是村民真正的财富所在，也是深圳早期许多跨国贸易得以成立的原因。无论是罗芳村，还是“三沙”、皇岗、水围，原住民都有大量的亲戚在香港和海外。
城中村保留着古老的血缘宗亲网络，这是它们最为本土化的一面，这些宗亲关系又转化为跨国商业网络，参与到全球化的贸易之中。传统和现代并非完全对立，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关系。
比如下沙村，这是一个有800年历史的古村，村民都是黄氏后人，在上世纪90年代，下沙实业股份公司花钱重新对下沙进行规划，拆除了不少老屋，但保留了祠堂和祖庙。现在的下沙村高楼环伺，房子已经去到天价，祠堂也仍然保留在村子的中心地带。其他许多城中村也还留着自己姓氏的祠堂，这不仅是一种认祖归宗，也表明正是血缘纽带关系给他们在全球化时代带来了机会和财富。
城中村是先有的（以村的形式存在），而口岸是后来的。深圳发展史的另一面，是这些村子在政治力量的牵引之下，利用自己的劳动，自己关系网络，自己的房子谋求生存。它的历史不仅应该追溯到1978年，还应该再往前追溯。如果用自上而下的规划视角去看这些村子，则必然只能看出其毫无秩序。但用自下而上的视角去观察，会发现，在这种无序和混乱之中所产生的人口、资本和观念的流动，才是深圳经济特区得以成功的原因。
口岸、城中村与深港关系
叶佳宾 野人 2019-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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