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年女性的家庭身份，远未如《女诫》中那般低入尘埃。学者贾谊仍将“夫和妻柔，姑慈妇听”视为“礼之至也”。理论上夫妻、姑妇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刘邦未发达之前，吕雉参与耕作，对家事的掌控权并不弱于刘邦。
在家庭身份之外，西汉早期的贵族女性，也可以拥有显赫的社会地位。“汉承秦法，设尚主之仪，以妻治夫”，西汉以列侯之爵佩带印绶的女子颇多（如樊哙之妻受封临光侯，萧何之妻受封酂侯），吕后（刘邦之妻）、窦太后（文帝之妻）、王太后（景帝之妻），在国事上也拥有相当份量的发言权。
及至汉武帝执政，因为早年有过受制于窦太后与王太后的不愉快经历，他任用的董仲舒，就开始倡言“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到了汉成帝时代，因为太后王氏对朝堂的影响力很大，宗室刘向又特意编纂了一部《列女传》，宣传强调女性的一举一动皆应以男性为中心，试图用“礼教”来制约外戚，进而在宫廷权力斗争中取得优势地位。
进入东汉，中国女性的命运终于空前恶化。王莽以外戚的身份取代西汉，对东汉皇帝而言是一个沉痛的前鉴。从光武帝开始，东汉皇帝长期致力于从制度上防范外戚专权。在汉章帝时代，他们自认为找到了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那就是：从理论上将女性贬为次等人、贬为男性的附属物。
完成这一理论建构的，是由汉章帝亲自主持召开的“白虎观会议”，班固等人具体负责落实会议成果、将之整理为公元79年的《白虎通义》一书。《白虎通义》提出“妇人无爵”之说，直接取消了女性的社会地位。书中还大费词章解释：“妇人无爵何？阴卑无外事，是以有三从之义：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
为什么“妇人无爵”？因为女性是“阴卑”之人，没有社会属性（无外事），只有“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家庭属性。在中国历史上，东汉是第一个以法律的形式、将女性残酷定义为男性附属物的王朝。“三从”之说，也是在东汉首次出现于国家法典。自此，东汉女性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
于是，约三十年后，那位在夫家“战战兢兢，常惧绌辱”了四十余年的班昭，因为担忧自己的女儿们在夫家受到屈辱迫害，不得不给她们写一份“婆家生存指南”（《女诫》写作于公元105年之后），字字血泪，告诫女儿们，在这样一个操蛋的时代，一定要学会将自己低低地埋入尘埃。
任何一个时代的道德滑坡，都是从政治滑坡开始的；任何一个时代的风俗变异，也都是从权力变异开始的。若没有皇权以法典的形式、将女性贬为次等人，擅长赋颂、精通史学的才女班昭，又何须“战战兢兢，常惧绌辱”四十余年，又何须苦口婆心告诫女儿们时刻注意低眉顺眼？
愚蠢的“未成年人女德班”，是在拿血泪当国粹
原创： 谌旭彬 短史记 2018-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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