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师刘江杰在一家互联网平台的成都技术分部。他算过一笔账：尽管和BAT、美团、头条相比，他们并不是月薪最高的，但工作时长更短，不会像别的公司那样动辄加班到晚上九、十点，舒适度很高。“工程师文化，没有打卡，说实话，我早上十一二点去，晚上五六点走都可以。”刘江杰说。
这种环境很容易给工程师带来一种迷幻的安全感，危机意识被阻隔了。
他们也并没有为公司的状况担心。“最近融了这么多轮，盘子也不是大到很臃肿”，况且团队技术基础也牢。当初团队成立时招人标准很严苛，“我们投简历跟发offer的比例是百分之一，一百个简历最多发一个offer。”刘江杰说，“我们这边确实一个团队你要找两个挺差的基本上不大能找得出来。”
基于这样的心理状态，被“优化”的感受显得更具体。
12月16日，周日，晚上十点工作群突然通知星期一早上提前三十分钟上班，CEO明天要来开全员大会，措辞严厉。这是成都分公司成立将近四年来，第一次见到CEO。会议非常迅速，言简意赅，全程“不到五分钟”，“然后就让大家到工位上等着，HR叫到你就去聊一下，就这样一个个地叫。”刘江杰说。
难熬的几个小时。整个公司都瘫痪了。刘江杰观察到同事们一个个“都很迷茫”“充满了恐惧和排斥”。第二天，所有人都学乖了，“我们平时都是11点就去吃饭，那天都是12点吃饭的。”刘江杰说，“这个时候，你犯了错可能就把你加到名单里面去了。”
大厂程序员的老实人生结束了
原创： 姚胤米 谷雨实验室 2019-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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