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常常对中国院士或学术带头人”羡慕嫉妒恨“。美国控制论专家何毓琦对我说，中国科研体制最大的问题是”名利耦合“（coupling between fame and fortune），院士享有的巨大特权在西方难以想象。
美国科学家能调动的资源相比中国同行而言少得多，美国在学术资源分配方面也讲究多元”资产配置“，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尽管不少科学家抱怨，鸡蛋的总量似乎也比不上冷战时期，尤其当中国给科技的”鸡蛋“越来越多。
当然，美国也有神通广大的学术大牛，”基因剪刀“CRISPR-Cas9的共同发现者、哈佛大学华裔科学家张锋是为一例，奥巴马都为他站台。但也还是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美女教授杜德拉要和他“一决雌雄”。
我曾被人问，国外学术界怎么评价潘建伟和施一公？我想他们都堪称很厉害的科学家，而科学家本人的传奇也总易被人津津乐道，但相比箭头人物，科技圈的生态更重要。
若说潘建伟先生在量子通讯领域”领跑“了，相比国家投资几十个亿，把更多的优秀学生都集中在他的团队攻关，例如旨在在量子计算领域实现”并跑“甚至”领跑“，其效果大概不如给他增添一个杜德拉那样的对手。
这背后的道理是学术忌近亲繁殖，尤其量子计算这种技术路线还未定型的领域，大家都有点”自吹自擂“，希望能跑马圈地，抢占话语权；集中力量可能押错了宝，分散投资兴许更稳妥些。
既然如此，美国对一个产业计划的恐惧就显得有些大惊小怪了。当某国从未遭遇“领跑”难题时，自然还谈不上对美国构成真正的威胁；当某国真正遭遇”领跑”难题时，反倒不会提出这样一个产业计划。
在美国压迫下，如何把科技“搞上去”？
英文联播 2018-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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