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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九”运动中,主张“读书救国”的老师们,被主张罢课的学生围攻

1935年12月9日,《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同胞书》传单在北平的大街小巷到处张贴,“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这句热血沸腾的名言,迅速传遍中国大江南北,激励无数青年、无数民众奋起抵抗日军侵略,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自由。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开始了。

然而,在抗日救亡“主旋律”之外,也有一些“小插曲”甚至是“矛盾曲”。

“一二•九”游行就是由北平学联与领导它的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北平临委”)唱反调而果敢组织的。

“一二•九”运动期间,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上下级之间以及上级之间,皆有矛盾分歧。

其时,各大学校长、教授们大多都爱国,初期支持“一二•九”运动,但是反对以长期罢课的方式表达爱国热情。他们劝诫同学们:“若长此荒废学业,虚掷光阴”,“于报国救国毫无裨益”。(《各校长再发告学生书》,1935年12月20日《世界晚报》)

北大校长蔡元培一向主张“读书不忘救国”。“五四”运动后,北大学生过于醉心政治,无心求学,他看到其中不良的苗头,于是提出“救国不忘读书”,还警告:“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蒋梦麟《北京大学与学生运动》)

清华校长梅贻琦思想开明,但对学生过于投入政治运动也持保留意见。

1935年12月8日半夜十二时左右,梅贻琦叫人敲钟,全体师生员工到大礼堂紧急集会。他劝阻学生明天不要游行,担心学生上街,会与军警和日本宪兵冲突流血,也担心学校因此被迫停办。

集会上,梅贻琦声泪俱下地说:“你们一去游行,清华就保不住了。你们应当爱学校。”当时就有一位学生站起来反驳说:“校长,我们爱学校,可是更爱国家。”

现场的清华物理系1933级学生李昌回忆:“我们为这位学生热烈鼓掌,搞得校长很狼狈。”(徐庆全《六十年后李昌首次详谈“一二•九”和民先队》)

“一二•九”运动虽然声称继承“五四”精神,两个运动的风云人物却格格不入。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和先锋傅斯年,都是反对罢课的“保守”教授。

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的遭遇最富戏剧性。

12月10日,胡适亲手将北大一院的罢课通告撕去。激进学生基于“阻止住了我们爱国心的沸腾”的义愤,当天写信斥责胡适“真是丧心病狂了!该杀的教育界的蠢贼!!!”、“你的人格连一个无知的工友都不如”,甚至送上“你妈的”国骂,警告胡适“向后你若再撕毁关于爱国的通告,准打断了你的腿,叫你成个拐狗!”落款为“将来杀你的人”。(全信见《胡适日记》,1935年12月11日)

甚至闻一多教授的话,左派学生也听不进。清华中文系1934级学生王瑶回忆,闻一多让学生不要闹事,他和同学们一起用力跺脚表达抗议。(李响《“一二•九”一代:那些勇猛而忧伤的年轻人》)

“一二•九”游行后,北平学联决定总罢课。1936年1月4日早晨,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在一院招呼来上课的学生进教室,被纠察队阻拦。

稍后胡适来了,质问“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学生问他对国难时局的看法,胡适说:“我么,不对牛弹琴。”同学们大叫:“你才是牛!”也有人责问他:“你是不是要做亡国奴?”

随后赶来的北大时任校长蒋梦麟要学生去上课,北大化学系1933级学生姚震江告诉校长,学生会决定继续罢课,蒋一怒之下冲上去撕姚的纠察队袖章,被姚推开,师生二人对骂“你打人”、“你混账”。蒋梦麟气得浑身颤抖,胡适赶紧把他搀扶上楼。(姚震江《“回敬”了校长先生──北大学生的反复课斗争》)

“抗日救国”与“读书救国”,孰先孰后?孰重孰轻?孰主孰次?清华、北大、燕京等校学生和中共地下党内部争议不断。学生经常集会辩论,甚至通宵达旦,谁也无法说服谁。

这个辩论一直延续到西南联大,最后钱穆的观点成为同学们的最大公约数,他说:

“战争总要过去的,我们这个民族在战后还要建设,要复兴,我们为什么挨打?我们要强盛,所以我们的读书不能中断,我们培育人才不能中断。”(张曼菱《西南联大与我们》)

急于想上前线杀敌的学生想通了,读书也可以救国,而且可以强国。中共地下党也明白了这个基本策略,罢课虽然是重要的斗争手段,但长期罢课不得人心、不可持续,也不可能获得多数师生和社会舆论的支持。


“一二•九”矛盾曲:抗日救国?读书救国?

叶胜舟 为FT中文网撰稿 2018-12-7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80568?f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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