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建奎利用“类似艾滋疫苗”的方式向这些夫妻解释了他的“CCR5基因编辑”项目，并告知他们，这项技术“从未在人体上使用过，有一定风险”，获得了参与者签署的知情同意书。他认为，参与者能充分理解项目的风险。
身处病痛中的人，因为疾痛或是信息不对称，往往不能理性地权衡一项疗法的风险与收益，这便是一个专业的伦理审查委员会团队存在的初衷之一。
在创造历史的昨天，与露露娜娜的故事同时公布的还有一份“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申请书”，里面有7个人的签名，签名者中有一名牙医和一名麻醉师。
根据2016年12月实施的《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伦理审查委员会的人数不应少于7个。也许，还有法律和医学伦理方面的专业人士，那也是《审查办法》的硬性规定。
“我们认为这是符合伦理规范的”，林志通告诉来访的美联社记者。林是福建莆田人，接受采访时，记者给林的头衔是和美医院伦理委员会的负责人。
2015年，林志通在深圳和美妇儿医院的官网上的头衔是CEO。
这也是中国医院伦理审查委员会的一个困局。
在《中国医学伦理学》中一篇对于天津市医学伦理委员会的调研中提到：
绝大部分委员会主席是医院院长或党委书记，“因行政公务过于繁忙，可能不能发挥委员会主任的灵魂核心作用，且有不利于伦理审查委员会的独立性运作要求”。
在那份调查中，几乎所有综合型伦理审查委员会都隶属于党办，伦理审查型的则有一些直接运作于临床基地或生殖中心。
在对浙江省20多家伦理审查委员会的50位委员的调研中则发现，55%的伦理审查委员会运作经费来源于其所在机构和审查收费，30%的伦理审查委员会运作经费全部来源于其所在机构，其余15%的委员会则完全依靠审查收费。
我们电话了一位在数家医院的伦理审查委员会任职的社科专家，对方提到，伦理审查不能通过的项目确实不多，且否定的大部分原因是知情同意做得不到位，或是国际合作涉及样本外流。
而另一位医学人文学者则向我们评论道：国内大多数医学伦理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审核知情同意书，他认为，这跟形同虚设差不多，“略好一点吧”。
据《华尔街日报》在今年1月的报道， 杭州的一家医院在用基因编辑技术治疗癌症时，所在医院的审核委员会，只用了一下午就签字同意他进行试验，无需经过国家级监管机构的批准，不良反应报告方面要求也较少。
这项试验的领导者，杭州市肿瘤医院院长吴式琇表示，本不该由中国第一个去做这件事，但这里的限制比较少。
而吴的美国同行们用了近两年的时间来解决联邦机构等部门的要求，其中包括尽可能减小患者风险的种种安全审查，最终，他们仍然未能获得批准。
而对中国的医学伦理委员会的不足，多项研究曾提到，委员会成员缺乏对自身的教育和培训，生命伦理学水平不高。
伦理委员会的成员名单、知情同意书和章程，并没有硬性规定是否需要公开，有研究还提到，某些地方还存在“认为伦理委员会是保密机构的错误认识”。
在这种中国式伦理审查下，露露和娜娜出生了，杨永信发表了近百篇核心论文，其中包括三篇英文SCI论文，这些论文大多都按照要求附了伦理合规声明：该研究方案已经伦理审查委员会批准，“所有实验参与者和他们的监护人都已按照规范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见 杨永信靠电人，发了SCI和近百篇核心期刊）。
想必，在哈尔滨医科大学进行的遗体头部移植也通过了伦理审查会的批准。
在最新的信息更新中，有媒体爆出了另一个贺建奎试验室正在进行的试验。在这项试验中，研究者计划对400个人类胚胎进行操作，“写入有利于预防疾病的遗传突变，调节致病基因表达，根治相关疾病”。
这项研究由某大学附属三甲医院的伦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签字，并盖章“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无违反伦理。同意其申报。”
第一例基因编辑婴儿诞生在中国可能是一种必然
丁香园 偶尔治愈 2018-11-29
https://mp.weixin.qq.com/s/NdHaXlebVLihZGKeCdZ3z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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