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费立鹏最早开启了在中国的自杀研究，2002 年，在回龙观医院任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室主任的费立鹏在《柳叶刀》杂志上发表了论文《中国自杀率：1995～1999》，这篇论文推翻了中国卫生部公布的 13.9/10 万的自杀率，费立鹏的研究显示，中国的自杀率高达 23/10 万，相当于美国的两倍。
在费立鹏的一系列研究里，有一个结论引起了农业部的关注，「中国 62% 的自杀者服用农药或鼠药自杀，而其中 75% 服用的毒药来源为家中存放的」。
吴飞也在后来的研究中提出疑问，农民主要的自杀方式——喝农药，意味着什么？
在吴飞的观察里，中国农村的自杀问题，不是一个法律问题，公安无法接管、也不是公共领域的政治问题，同时也不是精神医学的问题。
更多时候，这些自杀带来的「紊乱」局限在家庭内，「自杀给我们提出的问题就是：如何理解当代中国家庭秩序中的委屈和公正？」
在齐鲁医院，我与几位病情稳定下来的百草枯中毒病人交谈，谈起自己的自杀这个行为，所有人都笑起来，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人表达悔恨和难为情的方式。
「太难受了，我再也不会喝这个东西了」，虽然也饱尝了中毒的痛苦，但他们看起来也认为自己避免了更深切的哀痛和遗憾。
根据山东大学 make it 社会实践队在齐鲁医院做的调查显示，从 7 月 16 日到 30 日，有 41 位患者因农药中毒住院，其中百草枯中毒的占 46.34%（不包括一部分服用「敌草快」中毒，成分仍含有百草枯），这其中，自杀的占 65.85%。
这部分自杀者在中毒之后，有 48.15% 的人开始为自己的身体状况担忧和惊慌，70.37% 的人很后悔，66.67% 的人表示一定不会再有服用农药的念头了。
他们喝下百草枯，犹如等待一场活埋
刘璐 偶尔治愈 2018-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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