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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的关怀,催生了中国独特的“运动式”产学研模式

王守武是美国普渡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文革中被停职批斗,备受诬蔑和诽谤;中国半导体物理的奠基人谢希德,被整成走资派后,每天工作是扫厕所;而拉出中国第一根硅单晶棒的林兰英,父亲因为做过国民党的县党部书记,被造反派在火车上殴打致死,林兰英自己也受屈辱。

几十年后回顾这段历史,总是有人试图用一句“无私奉献”将他们的这些经历一笔带过,并喜欢大声质问芯片从业人员:你们为何不效仿前辈们舍身忘我的啃干粮精神?

改革开放之后,打开国门的中国人猛然发现,美日的半导体产业也已经将中国远抛身后,差距在10年以上,韩台也在迅速超过中国。但除了少数专家外,上至庙堂高管,下至平民百姓,国人对这种差距和追赶的难度普遍认识不足,比如在1977年,总设计师问王守武:“你们一定要把大规模集成电路搞上去,一年行吗?”

领导的殷切关怀,催生了中国独特的产学研模式:通过运动式的集中攻关,来突破某一项技术。这种方式在不考虑成本和良率的军工领域内是有效的,如两弹一星,但在产业化和民用化方面,基本上是死路一条。时至今日,中国集成电路学界领很多“达到国际水平”的成果,只具备“展示和验收”功能:一经专家评审会通过,就束之高阁生锈落灰,极少走向市场。


中国芯酸往事

饭统戴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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