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血腥的文字狱，清帝国的方方面面，都在很自觉地做自我阉割的工作。那些权力未曾涉及、未曾发现、未曾指明、未曾定性的书籍、文章、言辞，均被帝国民众“自觉”纳入了“自我审查”的范畴。
《桃花扇》的作者很“自觉”地将横暴的清兵置换为流寇，《巧团圆》的作者很“自觉”地将掳掠妇女的清军被置换为李自成军。即便爱新觉罗家的皇帝站在庙堂之高激情澎湃地褒扬前代忠臣烈士，清代书商们仍然集体很“自觉”地在长达一百二十年的光阴里，从未刊印过文天祥的文集。
这种“很自觉的自我阉割”，让清帝国在控制民众历史记忆方面卓有成效。作者检索清人所撰《明史》，发现该书从头至尾未曾用过“千钧一发”、“一发千钧”等词；检索《清实录》，亦未见千钧一发，“一发千钧”只出现一次，且是在编纂者绝不敢做删改的乾隆所撰文字之中。字犹如此，“薙发令”这类历史记忆的消亡可想而知。
至乾隆五十年（1785年），被乾隆朝列为禁书者已达三千余种，因文字狱而家破人亡者不计其数。
回到1741年，乾隆在谕旨中是这样说的：“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
谌旭彬 短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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