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提交的论文题为《民粹主义与身份》，就民粹主义的兴起提出了身份与经济的复合解释。身份的特征之一是对“承认”（recognition）的要求，即对内在自我或集体自我的尊严要求“主体间的承认”。这种要求“使身份政治具有内在的政治性，因为承认主要是通过政治行动获得的”。
他认为，许多被归为经济范畴的现象实际上源自人们对身份和尊严的关切，因此很难将两种因素拆解开来。人们对“经济正义”或“同工同酬”的要求往往不是出于对资源本身的关切，而是因为“资源是地位和尊严的标志”。
单纯的经济学解释放弃了这个面向，这种局限性由来已久，是因为忽视了柏拉图所谓的“血气”（thymos），“这是人类心智的一部分，要求承认一个人的尊严”。
在近年的政治选举中，那些支持英国脱欧、特朗普和勒庞等人的核心选民并不是经济上最为穷苦的底层，这些人更多地投票支持传统的左翼政党。
而民粹主义政治家的支持者来自中下阶层，在收入分配的五等分结构中处在中间三层。他们并不是饥饿的群体，也不是在经济上无路可走，但在技术变革和全球化的冲击下，他们经历了“相对社会地位的巨大损失”，而且担心自己的处境每况愈下，落入下层阶级。
因此，“经济关切在当代民粹主义政治中会以身份的形态来展现”。
福山的解释蕴含着一个推论：如果这些选民“更多地关切身份而不是经济问题”，那么他们就未必会被传统的左翼经济政策所吸引，也不一定因为民粹主义政客未能兑现其经济许诺而背弃他们。这意味着要克服民粹主义的挑战，我们“需要一种语言和一套实际的措施来正面应对身份问题”。
在移民问题上，福山也试图以集体身份的视角提出更为复杂的分析。他认为有必要检讨当下流行的批评意见——将民粹主义者的反移民倾向简单地归咎于种族主义、仇外情绪、族裔偏见或无知。这些驱动因素确实存在，但还存在其他几种可能的原因需要予以辨别。
民粹主义的支持者或许并不反对移民本身，而是出于法治的理由反对非法和不受控制的移民；可能担心移民难以同化，无法融入主流文化，甚至抵触和改变主流文化的价值；可能疑虑移民增长的节奏和速度过快，由量变导致质变；可能担心移民享受的福利待遇远远超过他们对税基的贡献（这在欧洲一些高福利国家成为更严重的问题）；还有些选民的关切出于党派立场，担心自己反对的党派更可能获得移民的投票支持。
刘擎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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