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没有比写作看上去更加低成本高回报的事了。拉板车扛大包之类，辛苦不说，收益还少，得到的尊重有限，还毫无前途。另外一些理想，比如当官、当科学家，或是歌唱家画家，倒是够光鲜，但都需要资本或运气，你够不上。
只有写作，像是上天给底层“野心家”特意留的后门。
在当时，指望写作发迹，差不多是一种国民野心。这没有问题，野心和理想长得很像不说，当野心碰上天分，也能激发成功。可是，没有天分者大有人在，付出很多而颗粒无收，失落在所难免。
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引发下海潮之后，上升之路进一步拓宽，许多人跑去做生意还发了财，再坚持写作犹如困守孤城，为智者所不为。
所以你会见过许多写过诗或是小说的生意人，提起文学是他们的初恋，对于长袖善舞游刃有余的他们，这不过是换个投机（并非贬义词）之道而已，而做官或是做生意，于投机者显然比写作更相宜。
但改行之后依旧失败的人也不少，有意思的是，这些人往往还是会回到写作道路上来，如果说当初写作是野心家梦想中的乐园，现在，写作就是失败者心中的庇护所。
闫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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