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达尔文的学说中，可能没有上帝的位置，但是达尔文与教会的关系却不差。他虽然不参与具体的教会活动了，但是他却也没站在反宗教的立场上。
在达尔文孙女诺拉·芭罗公开的未删节版《1809-1882查理·达尔文的自传》中，达尔文觉得自己的信念，用更为恰当的说法来说，是一个“不可知论者”（Agnostic）。在这个意义上，他不是一个强烈的反宗教者，教会自然也不会针对他个人。
死后，他葬在了威斯敏斯特修道院（俗称的西敏寺，Westminster Abbey），这也是当时基督教予以他一种极高的礼遇——要知道，当时英国基督教氛围仍旧十分浓厚，只有达尔文和教会相互尊重才会如此。
教会与达尔文之间的关系远比“敌我关系”复杂多了，温和多了。
实际上，达尔文自己也深知他的理论超出了经验的范畴，超出了归纳法能承受的合理范围，因此他也接纳了来自一些“自然神学”支持者的论据。
另外，还有一点跟很多人想象的不同，很多人就如《科学-神学论战史》的作者安德鲁·迪克森·怀特一样，认定达尔文全面地否定了之前的成果。
然而我们之前说过，任何学者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达尔文与自然神学之间，并非你死我活的关系，而且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彼此都共享了很大一部分论据。
或者也许可以这么说，结合之前的立场，达尔文其实是“简化”了一下之前的自然运行模型：自然不需要一个外在的引导因素，关注其自身足矣。
在这个意义上，他其实很接近亚里士多德。凡是读过我关于进化论的前文的读者，可以再看看亚里士多德的那段话，用我的一个好友的一句话来说，如果遮上名字，他可能会分不清这到底是达尔文，还是亚里士多德。
另外，即便在自然神学的支持者与达尔文的支持者之间进行争论的时候，如果遮上争论者双方的名字，我们也很容易混淆双方的立场。
聂建松·腾讯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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