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的保密文化兴起，其源头则是互联网赋予的发行力量。犹如参选公职的政治人物一般，科技巨头不再仅仅依赖新闻媒体来传递自己的讯息。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成为《华盛顿邮报》的老板，引发人们质疑他对该报编辑工作的参与程度有多深。
结果呢？世界上一些最有权势的公司最终主导了媒体对它们的报道，并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这是因为，记者常常只能依赖这些公司发布的信息展开报道，而且除了一些关键的特例之外，记者能够质疑这些公司的机会也接近于零了。
《今日美国》前副总编、消费者隐私保护倡导机构Consumer Watchdog的隐私项目总监约翰·辛普森（John M. Simpson）说：“这就是为什么谷歌那样的公司，可以把某些技术吹得天花乱坠，可这些技术其实根本没达到实用化的程度。”
举例来说，跟众多负责报道谷歌新闻的记者相比，辛普森是谷歌自动驾驶汽车项目最响亮的批评声音之一。
说到科技报道缺乏怀疑精神，最确凿的例证莫过于Theranos在早期收获的媒体吹捧，这家医疗技术公司声称，他们发明了一种成本极低的验血技术。直至去年，《华尔街日报》的一位调查记者有感于《纽约客》对Theranos创始人的正面特写报道，开始就这种技术是否真像该公司号称的那样有效提出重大疑问。
约翰·卡雷鲁（John Carreyrou）完成的这篇报道也带动了其他记者在这件事情上穷追猛打，最终导致美国政府部门对Theranos展开刑事调查，以确定该公司是否在技术问题上误导了投资者和监管机构。
类似于卡雷鲁这样的调查报道——或者是《纽约时报》揭露亚马逊刻薄的企业文化；或者是《华盛顿邮报》深度解析谷歌能量巨大但又秘而不宣的政治游说活动；或者是我本人试图破解Facebook旗下Free Basics这类项目的文化复杂性；或者是点燃对苹果与FBI之间争端的深度调查——才是我们理解科技所产生的复杂社会和政治影响的唯一方式。
Adrienne Lafrance（公众号“造就”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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