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治外法权外，公共租界里有专门管理中国居民的会审公廨（Mixed Court）。1911年辛亥革命后，公共租界甚至掌控了上海会审公廨并自行指派独立性较高的中国法律专业职员，由此这个面积仅23平方公里的公共租界成为名副其实的自治“城邦”，甚至被称为 “国中之国”。
审视公共租界的运作模型，就是一个以纳税人为股东的有限公司，成为一个追求低税与高效的小政府，税源主要是土地和房产税和执照费等。
由于税收规则透明加上经济与人口快速增长，工部局财源坚实，雇佣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市政机构，形成警察，监狱，卫生，教育等类似于政府的体系。
其中，职员待遇优厚，而做决策的董事反而是不带薪酬，租界拥有各国包括中国居民组成的独立的志愿武装力量，称为万国商团。公共租界自负盈亏的财政实力成为其自治宪政的坚实基础。
显而易见，公共租界这一制度，与其他有宗主国殖民政府委派领事直接统治的中国条约口岸如天津、武汉甚至邻近的上海法租界的管理模式截然不同。
如果说治外法权使条约口岸分割了中国政府的主权，那上海公共租界的自治结构更让其独立于其宗主国，不再是一个殖民国家利益的延伸或代表，公共租界事实上成为代表一个西方多国甚至包括中国民族精英商人的联合经济利益的政治组织。
上海租界的历史启示：金融中心与政治权力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兼职教授 马德斌 为FT中文网撰稿 2019-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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